央广网北京3月日消息（记者庄胜春）据中国之声《新闻纵横》报道，两天前（日），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《立法法》的决定，新《立法法》当天开始施行。因其对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权限进行了规范，很多媒体在报道时都分析，以后一些地方汽车限行、限购等行政手段就不能再那么“任性”了。

从年上海采取拍卖牌照的限购政策，到年北京推出摇号上牌、按号限行，再到此后广州、贵阳、天津、杭州和深圳先后推出汽车限购令，一些城市也都有山雨欲来之势……这一过程中，一些城市突击限购、官方表态出尔反尔的情况，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质疑。但是，此次《立法法》的修改，到底能对这些行为起到什么作用？所谓的不能“任性”具体指什么，是不是有点一厢情愿呢？

很多人认为限购不能再“任性”的依据是，新《立法法》规定，没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依据，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。

两会期间，曾有记者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郑淑娜，《立法法》修正案通过后，包括限行、限购等措施的一些“红头文件”会不会被视为违法。郑淑娜的回应是，所谓“红头文件”，不是地方政府规章，虽不属于《立法法》的调整范围，但没有法律法规依据，更不能设定减损公民权利和增加公民义务的规范。

可见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限购等措施，是否有法律、法规依据。郑淑娜当时并没有把话说死。

郑淑娜：首先要看这个行为是不是有法律法规依据，比如政府制定的规章，会规定一些一定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，也涉及到公民、法人和组织的权利。行政处罚法就给了规章一定数额罚款的设定权，所以说它是有法律法规依据的，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行为是合法的。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以最受诟病的深圳限购令为例，当时官方曾给出过相关法律依据，比如国务院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规定，根据城市发展规划，合理控制机动车保有量，特大城市要严格限制机动车保有量；再比如《深圳经济特区道路安全管理条例》，规定市政府可以实行机动车保有量增量调控措施，治理交通拥堵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杭州市市长张鸿铭两会期间也再次强调，当地出台限购令有《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作为依据。

张鸿铭：办法的法律依据是比较充分的，它授权给地方政府针对大气污染情况调控汽车总量。

在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高院院长齐奇看来，限购是有上位法依据的。

齐奇：现在热议的限购、限排之类，其实它在上位法上是有依据的。群众有意见，主要是方法上应该做的更妥当点。

在已有相关地方性法规的城市，出台限购令并无太大障碍，而如果国务院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可以作为依据，所有城市就都可以出台限购令。

不过对此，参与《立法法》修改讨论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有不同意见。

王锡锌：国务院的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是不是新《立法法》所说的行政法规，我认为可能算不上，特别是如果你限制了公民的财政等基本权利、经济自由。

再退一步说，实际上即便没有法律法规依据，新《立法法》也有规定：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件尚不成熟的，可以先制定政府规章。

郑淑娜：我们开了一个口子，也是基于一级政府管理的复杂性和紧急性事项的处理需要。但是实施满两年必须要提交本级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，如果不提交就要失效了。

也就是说，限购令可能仍会出现，突击限购恐怕也不会随着新《立法法》的通过而消失。王锡锌表示，赋予地方政府短期操作的空间，并给出两年期限的“末日条款”，是国际通行作法，有其合理性；而且，考虑到公共管理效果，难以“一刀切”的要求所有政策都广泛征求民意。所以，新立法法虽然对权力的“任性”会产生比较积极的制约作用，但不应带给公众不切实际的期待。

王锡锌：作为基本的原则，肯定有公开，有参与，有多方的征求意见，但是有些是比较特殊的，有可能导致政策在执行中效果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，比如说限购，有可能导致政策基本无效，所以基本原则有可能是有意外的，没有公开参与不意味着没有内部的论证，这是决策的科学和理性化需要考虑的。

听的出来，一个可能的结果是，如果一些地方的限购令没有充分的上位法依据，施行两年后可能就不得不走立法程序，广泛征求民意了。

实际上，如此前浙江高院院长齐奇所说，民众的诟病，主要是政府决策的方法不当。比如，深圳作为限购依据的《深圳经济特区道路安全管理条例》中有明确规定，采取相关措施前，“应当公告相关预案，听取公众意见，公告征求意见时间不得少于日”，但其并没有公告——选择性适用地方性法规，难免伤害政府公信力和限购令合法性。

更重要的是，当地主管官员此前曾多次表态不会限购，让民众有一种深深的被“忽悠”的感觉。的确，民众能够理解政府管理城市的初衷，毕竟同在一片蓝天下，谁都希望呼吸到洁净的空气，谁也不想出行道路步履维艰，只是民众不想总让“突然袭击”的决策闪了腰。